初中母亲患癌，后有幸到场高考，成为77级首届大学生

我的初中是在村里上的。那时母亲得了宫颈癌，我用农村的地排车拉她到公社医院看病。到医院一看，医生就告诉我可能是癌症，我险些就要瓦解了，我畏惧癌症夺去母亲性命，因为那是绝症啊。我第二天就拉着母亲到了济南，找已经在济南事情的大姐，继续为母亲看病。

对于癌症的恨就源于谁人时候。父亲与我和姊妹三人仍留在村里劳动，在村里上学，妹妹于保荣经常因家务活干不完而延长上学，如喂猪，迟到早退是常有的事，以至于误了她的学习，她为这个家支付了许多，也养成了勤劳刻苦醒目的性格。全家在农村一待就是五年，1973年我被大队批准到接山公社的中学（四中）考高中。同级的表哥尹成鹏却因娘舅是“历史反革命”被迫放弃考高中。

其实他的娘舅也是我的娘舅，再加上父亲身分也欠好，就两个“历史反革命”了。我被批准考试，这源于大队里的干部对我的看法很好，我的体现很不错，努力到场种种大队运动，大队的文艺演出我都努力到场排演，业余时间就干农活，很醒目能刻苦。事在人为，是家里老人常说的话，这话很在理，能有时机到场考高中，我算是很幸运了。

连考两天，考上了高中（百分之三十的录取率），家里穷，加上母亲有病，实在拿不起学费，父亲一度不想让我上高中。可我很坚定，坚持要上学，厥后父亲看我那么爱念书，能考上高中也不容易，就卖掉了家里的一些粮食，换来几元钱，才使我交上了学费，圆了高中梦。

上高中要住校，那时我只有一床被子和一大包生地瓜。要用饭时，我就在食堂里把地瓜蒸煮熟了，蘸点盐，冲一杯开水，这险些就是我天天的饭。

高中有个同班同学叫于桂英，辈分小，叫我爷爷，因为和我很要好，一些男同学经常拿她取笑，让她喊我爷爷。她家生活要好得多，有时她就把自己的饭拿给我吃，我固然是人穷志不短，体现得很像个男子汉，拒绝了人家的美意。

由于“文革”后期落实政策，我和我姐成了上山下乡的回乡知识青年，在县里的知识青年办公室有名册挂号。其时县里经常发放书籍杂志，有关于知青的故事，也有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和恩格斯的著作，另有一些新资料，每一本我都认真地读。

因为书籍是邮寄到我们学校的，我就有别于其他的同学，同学们很是羡慕，“县里还给他寄资料和书”，为此，让我也有了自豪感。上高中的时候遇上了“批林批孔”，学校经常组织下乡干活。

厥后又出了一个张铁生交白卷，造反有理，学校的学习秩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，但我很是喜爱学习，特别感兴趣的是物理、化学、数学。按说回乡知识青年就应当在农村干活，但我是一个另类，我在此期间一直在东平四中学习，这也算是知青史上的一个特例吧。

有一年知青们都到县里开会，我也到场了，县长接待我们，县里的广播站通过广播向全县播报了这一新闻，在谁人年月，这也让我引以自豪。因为父亲是“历史反革命”，我就成了被教育的下一代(当年被简称为“可教子女”)，但我不甘愿宁可，努力要求进步。在高中时我入了团， 成了一名共青团员。

说起来，这事还差一点就黄了。记得宣誓前，老师发现了我父亲的历史问题，我的老师对我很好，他没有声张，高抬贵手让我过了这一关，那时的“可教子女”很少有入团的，这要经由党委的批准呀，可见，我在老师眼里，是一名优秀学生。

学校里许多同学是我的好朋侪，上一届和下一届的都有，包罗其时公社书记的儿子郑民、社长的儿子司建刚、尹成海等等，他们不管我身份的特殊和家庭的穷富，就认为于保法是好同学、好朋侪，于保法身上有吸引力，许多同学都愿意围着我转。高中刚结业，父亲生病了，不明原因的高烧不退，在公社医院住院，那时的医院条件很差，苍蝇蚊子满病房飞。虽然我年龄不大，却很是懂事，家里除了父亲，就我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父亲病了，我要把家里的所有事情打理起来。

陪父亲在医院住院，和医生护士关系处得很好。有一位刚结业分来的年轻贾医生人很好，和我很能谈得来，他说父亲最好用白霉素，这种药医院没有，我险些跑遍泰安，但没买到，就到济南找大姐，大姐为父亲买来了白霉素。

这期间父亲患有尿潴留，外科医生为父亲手术引流，那时的医疗水平实在是差，站在门外都能听到父亲一声声的“哎呀”，我的心也随着阵阵发紧，隐隐作痛。那时外科医生水平也有限，麻醉水平也很低。家里摊上两个病人，原本家境就不富足，更是雪上加霜了，还好那时有农村互助医疗，基本上不用花太多的钱。一天，我们村的大队会计来公社医院服务，不知他跟医院的人说了什么，医院就改变了态度：“‘历史反革命’分子，不能享受互助医疗的待遇。

”我就找人说理：“‘反革命分子’也是人，我们也交了农村互助医疗用度，再说是历史问题，又不是现行反革命。”“人都要死了，革命与反革命还成什么要紧的问题，再说，一开始到场农村互助医疗的时候也没说清楚，也没有明文划定‘反革命’不能到场互助医疗。”那时高中结业的我，已经能说个理了，革命的理论水平也相当可以：“毛主席还招呼给予生活的出路呢，你们这般看待我的父亲，是很不公正的。”正当我四处求人的时候，父亲病情加重，心脏衰竭没救了，撒手人寰。

父亲没有等到平反的那一天，他带着终生遗憾、许多不舍离我们而去了，幸亏父亲的医疗费最终还是按着农村互助医疗报销手续给管理了。遗体离别时，我哭得险些昏已往。

由于我是回乡知青，毛主席招呼要给“可教子女”出路，招生、招工都有一定的名额，用于体现党的宽大政策，那时的政府按政策服务的原则性很强。1973年我二姐于保华，因为东平县师范扩招，她有幸上了东平师范，这在其时的农村，也是一件大事了，是沾了回乡知青的光。我高中结业就回村里劳动，公社知青办的主任是一个平和可亲的阿姨，对我比力浏览，也有同情的原因吧。

我为人很好，父亲又不在人世，她来过村里看我，有好频频发给我救援款，记得每次都有20多元，这对于其时的我来说，不仅可以维持家里的生活，更重要的是支持了我，温暖了我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县里有了招工时机，主任阿姨就让我去报名，效果分配到了东平县饮食服务公司的第二剃头店，她跟我说：“孩子，你别挑，先干着，以后再说。”我在农村养成了写日记的好习惯，记得还写过这样的豪言壮语：“一天的劳动虽然脏累，但却净化了我的心灵。

”写归写，在心田深处还是想尽快进城到场事情。当了剃头工人，整天与县里的事情人员打交道，也算吃国库粮了。在那时，吃国库粮就是头角峥嵘，可以与县委书记晤面和谈天，只要吃国库粮，就是一个级别，那时民风也正，虽然在提干和重用上，像我这样的“可教子女”与别人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，可在黎民的眼中我也算是一步登天了。剃头只管不是我喜好的事情，但先干着，有个饭碗可以养活自己，也可以补助家用。

在事情的闲暇，我就看看数理化、无线电、收音机维修等书籍。有一天来了一位向导，县党校侯校长，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等候我的师傅，他是我师傅的常客。我上前跟他说：“我给您理吧。”他顿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好，年轻人，你理吧。

”究竟刚学，水平有限，加上他是大干部，我心里也有点紧张，手心都出了汗，终于理完了，校长照着镜子一看，后脑勺头发乱七八糟，有焚烧了：“你拿我的头练兵啊？”我虽然有些胆怯，但还是大着胆子说：“您是党校校长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棒人，不在您头上练，那应在谁头上练？”他哑巴了。在谁人时代，人们整天喊着要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棒人，我把这“口号”派上了用场。

我的师傅赶忙过来打圆场：“小于是个勤快勤学的青年，是个好孩子啊。”边说边为他修理，最终，他还是满足而去。由于我勤奋勤学，体现很突出，所以在公司人缘好，朋侪多。

但记得那时有一位同事总是跟我闹别扭，我们都从农村出来，又一起分配到剃头店事情。他爹是南下干部，在南方事情，很小就把他送回老家东平，陪他农村的母亲。不知何以，我们俩有点水火不相容的架势，事实上是他与我作对。1976年唐山地震那会儿，山东也有余震，频频半夜爬起来往外跑，我都让着他，他却不领情，以为这是应该的事儿。

我经常在想：是因为家庭身世差别的缘故吗？我是个比力谦和的人，一个屋檐下相处，很想和他搞好关系，但我也知道父亲的历史问题，凡事我都让着他三分。但还是不行，厥后听同事告诉我，他说“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”。

我的勤奋勤学，在这小公司是出了名的。业余时间，我就搞搞技术革新，把坏掉的剃刀加以修理，有时还加以革新，革新后的剃刀很好用，师傅们很兴奋。闲暇无事，读些无线电的书，还学会了修理录音机。

有一天，商业局张副局长的收音机坏了，不知怎么知道我会修理，就把收音机送到了剃头店，幸好不是大毛病，几天后我给他修好了，他兴奋得不得了。公司经常抽我去帮助，在办公室写口号，做宣传事情。厥后，公司建立技术革新小组，我获得公司向导的赏识，被调去干了技术员，一直干到高考。

1977年12月，我抽出时间到场了高考，被青岛医学院北镇分院录取，今后转业不再剃头，脱离了东平饮食服务公司。和我一起去剃头店事情的同事有十小我私家，厥后大多都转业，现在只有一个同事仍在以剃头为生。虽然脱离了剃头店，但剃头技术始终都没有丢，那是我为朋侪和同学服务的工具。

脱离了剃头店，但我经常回到那里看看，顺便免费理个发。那位总和我作对的同事也徐徐和我缓和了关系，厥后他调到其他部门，我回国后听说他患癌症去世了，真是很惋惜。遇上了好时代考上大学，应该说是我人生的重大转变。

我盼望念书，盼望上进。脱离学的日子另有两天，我就去了大学报到，获得了班主任的赏识，让我当了第六小组副组长，组长是张新明，我们的关系处得不错。

我把副组长看成正组长来干，副组长一干就是三年，每年的三勤学生中都有我。在学校什么事我都努力到场，凡事都抢着先做、多干，业余时间为同学剃头，体育运动努力到场，我喜欢长跑，到场过800米和1500米的角逐。直到结业那年才把我升为组长。

这么一个组长我当得很认真、很努力，因为这是一个磨炼的好时机。大学期间同学们念书的劲头很高，那时的学习气氛相当好，谁要是晚上十点钟就上床睡觉，大家都市笑话他，我也不破例。上大学时我有一个理想就是入党，改变一下家里的政治面目。其时老家东平夏谢村受上级部门的委托，已经宣布为我父亲平反了。

1982年1月临结业时，我庆幸入党，被分配到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事情。大学的生活影象犹新，赵述江指导员是我的好老师，他对我很好，没有他，我不行能入党，我是全校唯一的小组长入党的先例。厥后我赴美留学，没有保留党籍，归来后加入了中国致公党。谁人年月，多数人在省级医院事情就已经满足了，我们77级这几小我私家都不放心在医院事情，报考了研究生。

1985年开始读研后，险些所有的硕士研究生都在温习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（GRE）和托福，就是要努力出国读博士，出国是研究生天天必聊的话题。我是核医学的研究生，主要是临床应用，核医学是门新兴的学科，牵涉到许多基础学科，如化学、放射物理、核放射学。我主要研究放射药物的临床显像与应用，比其他的临床学科要庞大，学习起来要难过多，但我以为很有趣。

三年后，我结业分配到中日友好医院事情，在其时的研究生结业分配中，我是较满足的。我于1988年7月份研究生结业，9月就提升为主治医师。中日友好医院的同事对我不错，都拿我当朋侪，叫我老于，1989年我又拿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来用于研究肿瘤阳性显像剂，应当说在中日友好医院干得驾轻就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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